二，明代政制的转变与士风、党争

明季士风之转变，从表层看，首先和明朝政体变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明初政体，大体沿汉、唐旧制，但内阁权位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位无权，只显尊崇而已。朱元璋开国之后，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宰相之职，分权与六部尚书，以尚书任天下事，而侍朗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职制衡之，殿阁大学士不过顾问而已。当是时，皇帝独操天下之威柄，大学士鲜有参决政事，其纠劾由都察院，章奏则付与通政司，平反则有大理寺，此即汉九卿之遗意。军队则分五大都督府，而征调之事归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钱谷，其官员考核则属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户、兵三部的职权最重。

然而自杨士奇开始，到嘉靖朝的严嵩当政后，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重，最终又统六部尚书于其下，首辅大学士几可视为真宰相，惟首辅之下尚有数位大学士，略与分权而已。

至此，明季士风与政体的关系开始体现出来，党争也因此大兴。往者谈及中国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历程之转变；论党争者，则多留意于厉害关系等等；言政体者，专注于制度及职官变迁。可实际上，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其割裂独立看待，盖因任何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明朝的内阁制度以及票拟制度，虽然可以让内阁大学士代皇帝票拟意旨，但却尚需内监递批红以确认。由此内阁之权越重则内监之权亦日重，往往内阁大学士需与内监相勾连方能顺利办事，故而朝纲日坏。到刘瑾得宠时，则彻底演变为内阁亦不得不听其命，满朝事体全取决于内监之手，其时民间谓正德为“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据《明史》《职官志》说，就是因“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阉党传》则进而道：“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正是由于在刘瑾当政时期明朝政体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故在这方面学界对刘瑾其人的关注，也一直都高于之前的王振和之后的魏忠贤。

内阁权重导致了内监权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部又听命于两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主事者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以此来决定其处事公正和决策得当与否。这种完全依赖个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体，自然无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贯性，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绩考核。

可用来为此做注脚的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间，由于有位个人能力极强又十分强悍的首辅，也就是在中国史上都是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所以其间矛盾虽然不少，但均被张居正压制下去。因其个人能力极强，又与太监冯保联手，同时还得到了后宫的支持，是以单论政绩，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势是非常不错的，可说是明朝继洪武、永乐之后又一个极为富强的时期，称之为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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