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

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喇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7）。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故于此就不赘述了。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来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各级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

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怀有济世思想的广大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而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的学说，尤其是主流理论程朱理学，有其相当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既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它也要比程朱学说更来得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即使遭到了来自上层的一定程度压制，可依然大盛起来，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所以能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不过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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