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

——自阮、魏争吏桓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之失

汗青

阮大铖，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居同里，故其早年也是东林少年。

崇祯初“钦定逆案”时，他列名“逆案”。

阮大铖品格之不足道，史有定评，无须多言。但这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否参与了阉党奸谋却是两回事。

据《明史》本传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东林魁首顾宪成及骁将**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颇大，是以欲任用序列其后、但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

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之称的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1）”

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为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一脉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两年之力，勾结“逆案”要犯魏家阁老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运作的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2）。

阮大铖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随即辞官归乡，次年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而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诩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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